向胡耀邦学习——《胡耀邦传》序言 李 锐 2009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386

胡耀邦 1985年6月中旬，胡耀邦在山西吉县农家炕头和农民商讨如何开发山区，治贫致富过上好日子

　　我们党的历届正式领导人，从陈独秀开始，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华国锋……一一回顾起来，最得人心的我个人以为是胡耀邦。他去世已经十五年，可是声誉更隆，更被怀念，在党内党外公众的心目中，他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
　　耀邦是应该得到这样的历史地位的，因为他是真正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人物。党在毛泽东去世时解决了“四人帮”后，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耀邦理直气壮、挺身而出了。当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将“四人帮”已被抓起来的信息告诉耀邦时，他立即进言：“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当时被称为“隆中三策”）这时全国还在“两个凡是”的统治之下。耀邦在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岗位上，顶着极大的风险，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左倾错误思想的长期束缚。他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是非，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以实践为分清历史是非的标准，这比后来发展的大讨论要早半年。随后在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岗位上，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要横下一条心，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该挺身而出说话的，一定要挺身而出。”他大胆排除上面来的干扰，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直到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不但还历史以公正，而且为改革开放大业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干部。十年浩劫后，不做好上述这两件大事，就无从拨乱反正，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所以大家都认为，耀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始，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支持下，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位先锋人物。
　　耀邦为什么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和气魄？仅仅是由于文革十年的教训吗？据我所知，耀邦从理论到实践的过人胆识，由来已久。他十四岁参加革命后，就遇到打AB团，自己几乎被杀，这当然是刻骨铭心之事。以下简要记述几件他的这种有关经历。
　　延安抢救运动时，他很是反对，在自己掌权的我军总政组织部，亲自做逼、供、信试验，打出假特务，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1950年到1952年，担任川北党政领导时，他亲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约”；土改中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进城抓人。当年邓小平这样评价他：“有主见，不盲从。”
　　1952年到1966年，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提倡八个大字：“朝气蓬勃，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弄虚作假。要有实干的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认为执政党尤其要这样要求。战争年代，形势逼得你非实事求是不可；执政以后，极容易自以为是，走向反面；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深入实际，尤其需要民主制度和党的纪律的保证。
　　1954年10月，《中国青年报》编辑问他，“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1957年反右派时，他不在国内；回国后，对团中央打的右派进行安慰。他同我谈过，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
　　1962年下放湖南帮助工作两年时，他亲自来到浏阳、醴陵、平江的生产大队蹲点。四清运动开始，对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骤都作了规定：凡属集体瞒产私分，不做处理；手脚不干净的，公物归还，不搞坦白检举；群众向干部提意见，只“背靠背”；同时号召“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动。”湘潭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乱斗和影响生产，大家都满意。
　　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在陕西省第一书记任上，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运动越来越左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展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主题的超前民主改革，纠正社教运动中侵犯人权的错误做法。他发出这样的号召：“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民主要过硬”；“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他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同时，恢复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发展乡镇工业，提倡植树造林（谁种归谁）。当年在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下，陕西“左祸”特别严重。耀邦本人被批判被审查，以后在叶剑英保护下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则受到严重迫害。
　　耀邦在文革中始终是比较清醒的。初期同团中央几位书记同舟共济，每天有几千上万人来揪斗他们。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说过“太阳也有黑点”；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他说过“康生一贯左”。他只承认学习不够，工作有错，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次在长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红肿。他认为毛泽东骄傲了；“不让权，不做自我批评。”“骄傲害死人呀！”文革后期，他叹息“搞八年还看不到头”，“多行不义必自毙”。
　　文革后期，耀邦被周恩来、邓小平推荐到科学院主持工作，主持起草了《汇报提纲》，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提法，并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报告。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汇报提纲》成了集中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残酷斗争。
　　由上述这些事例，我们知道耀邦一生历经革命磨练，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尤其看重实践效果，因而能抓住过去党和毛泽东屡犯错误最终走上文革绝路的症结：即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想法和做法，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都绝对统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毛泽东晚年还结合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帝王专制：乾纲独断，一言九鼎，发展个人崇拜，高呼万岁；甚至超过历代帝王；林彪领会迎合，做到极致：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手摇小红书，身上挂像章，早请示晚汇报。于是党内党外，都做驯服工具，甘为奴隶（还有吹捧者甘做奴才）。于是文革浩劫，犹如邪教猖狂。因此，耀邦特别重视全面改革，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必须同步改革；尤其政治要民主化，认为强求“保持一致”，就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他在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以后，在1978年最后一天和1979年第三天，同全体工作人员两次讲话，正式宣布，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富裕的体制，以代替那种被异化了的专制、迷信、僵化、封闭、落后、野蛮、贫困的体制。他愤怒地谴责文化专制主义。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管你做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反党小说’、‘黑画’等等。这种恶劣作风如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随后在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他向大家推荐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
　　1979年3月25日，西单民主墙出现《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国人权宣言》等大字报，随后作者被捕，耀邦就极不以为然。他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4月10日头版发表。信中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大。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随后6月间，他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更加严正地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人发表了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请问，我们现在还能在中央的会议上听到哪个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吗？）耀邦当时还主张成立一个民主公园。后来，北京市虽然将月坛公园定为民主公园，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无疾而终。当年党内老人支持耀邦的只有叶剑英。叶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耀邦为什么能如此仗义执言呢？这自然同他的极其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有关。耀邦只读过半年初中，但他一生手不释卷，极好读书，而且真正博览群书（《博览群书》的刊名即是他题写的），古今中外，从二十四史到西方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到各种社会学说，中外文学名著，诗词歌赋，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书籍，包括圣经、辞典，他都精读或涉猎。在延安时，他的勤奋好学就颇有名声。他认为没有广博的知识，就做不好工作。“博古通今”四个字安在他身上是合适的。陆定一称他为大知识分子，确有根据。他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缘，他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他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接受人权、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些规则的，这是西方几百年间向前发展的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却同这些规则没有缘分。耀邦尤其重视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重视属于人的人权、人道、人格、人情。因此，他认为重视和运用这些规则，决不是搞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由于李维汉谈到过去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危害，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重要讲话，经政治局讨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胡乔木认为当时形势比反右派前还严重，要接受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造成形势的混乱。小平同志这个讲话也就被置之高阁了。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时，他说了这样真诚而感人肺腑的话：“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邓小平随即说：“耀邦刚才的讲话，证明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这是耀邦身上的一大特点，权力没有改变他的本色，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因此能尊重他人，不论职位高低，能听得进不同意见。
　　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名著中所说的，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耀邦在从事他的历史事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种种既定的条件，不得不受到这些既定条件的牵制。我们不要以为他有了总书记这样的崇高的职位，就有了多大的自由。在党的几位元老面前，耀邦是被提拔上来的“晚辈”。元老们的改革开放思想，程度有别，见解不一；他们中有的人还多具有某些传统习惯，如“兴无灭资”、“阶级立场”等传统观念负面影响，不易消除。因此，耀邦有时不能不违心听命；元老之间如意见不统一，何去何从也使他为难。更大的阻力还在两位左倾代表人物的遇事干扰。如理论务虚会就受到胡乔木的干预，半途中止，他还代邓小平起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大讲专政，贬斥民主。1979年耀邦倡导的两个讨论：一是批评过去忽视基本经济规律、为生产而生产的“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二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的“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这两个讨论受到胡乔木的反对，并向华国锋告状，讨论随即停止。接着批判郭罗基的两篇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认真杜绝个人崇拜》，关系到言论自由、“思想犯罪”的问题。胡乔木斥责《人民日报》，也牵连到耀邦。1981年批判《苦恋》，闹得更凶，认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态”，也是指耀邦而言。
　　1983年1月20日，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与改革》的报告，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改革”的问题，批评了那种“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明确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关于“衡量各项改革对与不对的标志”，他首次提出“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可以说，这是实行全面改革的初步纲领。可是，这个极其中肯、极其适时的全面改革思想，却遭到胡乔木、邓力群的强力抵制，认为跟十二大精神不符，反对见报，并到陈云处告状。于是发生逼耀邦下台的一幕。二月中旬政治局会议上，耀邦受到了较严厉的批评。胡乔木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说“到此为止”。邓力群便立即向两个宣传系统的会议传达了对耀邦的批评，引起一种震动。虽然这次反对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仍继续其反对全面改革和反耀邦的活动。接着在三月间，借周扬的报告，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反对耀邦所倡导的解放思想、解放人的号召。其后果是《人民日报》人事更动，周扬愤懑而去世。六月间，他们又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除了理论、新闻、文艺领域在劫难逃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四个特区的问题（诬蔑特区是“租界”），几乎酿成又一次文革。这些反改革的活动，由于受到赵紫阳和书记处其他同志的一致抵制，闹了28天就呜呼了。
　　面对如此严重的干扰，耀邦始终坚持全面改革和全面开放的思想，而且日益深刻和成熟。这反映在他最后一次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之中。在思想政治领域这是空前改革开放的文件，它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决议》中以下这些彻底解放思想，促使国家现代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意见，都是过去中央文件中没有出现过的：“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精神，尊重人，关心人。”“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还有如此明确的规定：“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这个决议虽不得不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棍子”语言写进去，但主调还是上述思想理论的创新。
　　遗憾的是，这个决议尚未付诸实行，耀邦就在1987年1月被迫离职了。杜甫咏武侯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耀邦出师未捷，壮志未酬，一直到他离开人世，也未能看到他为之奋斗的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改革的曙光，不能不抱终天之恨，死不瞑目吧。
　　中国有句老话，“不以成败论英雄”。耀邦就是一位不能以成败论的英雄，大家都见到了他的丰功伟绩。黯然告别政治舞台，这也不能说是他的失败。假如他跟常见世情一样，处处注意揣摩各方的心思，曲意迎合，讲究“平衡”，当然也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平安和地位。可是他大义凛然，不拿原则做交易，才出现了那样的结果。这个被世俗看作的“失败”，正是他坚持自我的胜利。他对逼他下台毫无精神准备，这是他的天性，他毫无防人之心，总是以善心待人，宽厚待人，这才是我们的胡耀邦。
　　为什么他的去世会引发那样一场大“风波”呢？通常情况，执掌大权的政治人物的去世，引发政治地震，并不少见。可是，耀邦是在早已离开权力核心之后去世的，却在全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这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可说是举国同悲。那些悼念他的年轻人，不仅是为了悼念一位年长的知心朋友，为这位知心朋友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愤愤不平，更是表示拥护耀邦所倡导的全面改革，尤其是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早日实现，国家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早日到来。
　　耀邦去世的前十天，1989年4月5日，我应邀到他家中，他同我作了七个小时的长谈。他说：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4月19日，在中顾委的支部会上，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说这是耀邦的政治遗嘱。这次长谈我已经详细写出，文章编在《怀念耀邦》第四集中。这四集的作者共110人，都是耀邦的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属。前面引述的事例多来自于此。这四集共百万字的主编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唐非，都是团中央的老人。现在有关党史的出版物和博物馆的陈列中，仍见不到胡耀邦的名字和照片。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者不能这样做。在当前这种伪史、假象泛滥成灾之时，经过上述五位忠实的部属（张黎群不久前去世）多年劳动撰写的《胡耀邦传》力求客观地、真实地反映耀邦生平，既不溢美，也不文过，不为亲者讳，也不为尊者讳，把耀邦的功过是非当成历史的经验教训，秉笔直书。文信国公《正气歌》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以为《胡耀邦传》，是史家的直笔，是体现天地之正气的。这本《胡耀邦传》，就是一部体现了天地正气的信史。这部《胡耀邦传》如能出版，不仅可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望，也可告慰耀邦在天之灵。
　　张黎群等五位作者，在团中央工作多年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书中除了反映出他们的这种学养之外，还贯注了他们对领导兼朋友的耀邦的深厚感情。耀邦的平易近人，待同志如家人，遇事可以相互争执，善于接受意见，知错必改，决不自以为是。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他首先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他总说：“知错就改，光明磊落一辈子。知错不改，内疚一辈子。”这些话使他们最难忘却。张黎群曾是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的社长，同耀邦的关系密切。1957年耀邦率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张黎群几乎被团中央机关工作的主持人打成右派分子，耀邦回国后把他保护了下来。他们五位对耀邦的亲身感受，想必也会感染读者的。
　　我深信，读了这本书的人会更了解耀邦，更亲近耀邦，更崇敬耀邦。我更希望读者们在这本书的激励之下，更自觉地成为耀邦事业的后继者，努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去完成他的未竟之业，使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认真实施宪政，成为真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我已经快八十八岁了，我也会这样做。
　　最后，我想振臂高呼这样一句口号：向胡耀邦学习呵！
                                                                               2004年10月初　
附言：
　　2005年11月18日，本文写完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召开了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顺应民意，重新肯定了胡耀邦同志的历史功绩。随着社会的进步，我相信，人们会越来越重视胡耀邦同志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意义。
（责任编辑　吴　思）

本文链接：http://www.yhcqw.com/html/qsp/2009/411/C3G3.html

江苏省推广围堵记者的“响水经验”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12/article_13022.asp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导读：日前江苏省宣传部召开“宣传部长突发事件应急培训班”。在培训会上，主讲的中央党校的一位副教授对2007年底，江苏盐城响水县化工厂发生爆炸后，响水县围堵记者，打压舆论的“响水经验”给予高度评价，并予以推荐。江苏新闻界人士对党校教授的这一做法非常不满。而创造该经验的始作俑者者则即将升任徐州副市长。

　　正文：3月底，江苏省宣传部在张家港召开了“宣传部长突发事件应急培训班”。会上，对江苏盐城响水县围堵记者，打压舆论的“响水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了解，这次培训，邀请了中央党校一位秦姓副教授讲课。会上，这位教授把江苏响水对付记者的办法当做完美典型向宣传部长们推荐。还当场让盐城市宣传部副部长姜友新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强力推介她的做法。
　　2007年底，江苏响水县发生化工厂爆炸，大批记者前往采访。响水县宣传部举全县之力，对来访记者进行软禁、监视、跟踪和贿赂，对线人进行威胁、利诱，对新闻现场进行封锁。
　　后来，响水县委宣传部其总结成“新闻协调工作”的一整套经验，写成《沉着应对突发事件全力做好舆论引导》一文，在宣传系统内进行经验总结和交流，并发上当地网站。
　　该文写道，“对所有来响采访的记者，一经发现，我们一律将其邀请到五洲宾馆安排食宿。同时，要求公安部门每日检查县城和陈家港大小宾馆、旅舍，发现记者入住立即报告。” 并说，“对来响记者，我们一视同仁，当作朋友，真诚相待，生活上关心，工作上配合。”
　　一位记者撰文回忆，在响水采访期间，曾被软禁在宾馆之内，并收到当地宣传部门放在新闻通稿里的封口费红包，宣传部工作人员甚至提出要给他和新华社记者找“小姐”，也就是性工作者。
　　响水县委宣传部的总结中还披露，为了封杀报道，响水宣传部寻求“寻求上级领导特别是主管部门领导支持。”涉及江苏省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等部门。
　　最后，在多管齐下的“新闻接待和协调工作”下，前往采访的记者，大多未能发出有影响力的报道，按响水官方的说法，“及时化解了一起可能发生的重大新闻采访事件”。
　　当地消息称，创造“响水经验”有功的响水县委书记潘道津即将升任徐州副市长。江苏的新闻界人士告诉记者，“中央党校的教授在公开场合叫宣传部长们这么干，这种导向太恶劣了。”



附中共响水县委宣传部的雄文和相关评论：


沉着应对突发事件全力做好舆论引导

　　11月27日，我县陈家港化工集中区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重大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我们迅速启动突发事件新闻宣传工作应急预案，在市县主要领导亲自关心过问下，在市县事故处理指挥部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宣传部和市
新闻宣传研究协调小组的直接指导下，全面展开新闻接待和协调工作。在事发后的十多天时间内，先后接待了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华日报、江苏法制报、扬子晚报、中央电视台数字频道《安全在线》、江苏电视台等21家各类新闻媒体的69名新闻记者。由于反应敏捷、措施得当、协调到位，特别是在市内主要媒体的大力支持下，整个协调工作平稳有序，正面舆论引导有力，主流声音突出，有效抑制了谣言传播的空间，阻止和避免了不实报道和媒体炒作，维护了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为妥善处理事故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现将我们的主要做法汇报如下：

　　一、做到“三个第一”，为新闻协调工作赢得主动权

　　协调人员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11·27”爆炸事故10点11分左右发生后，我们接到通知后在11点多钟就赶到了事故现场。在初步了解事故的基本情况之后，我们预感将有大批媒体记者蜂拥而来，当即决定当天在化工集中区管委会会议室，设立临时记者接待处，在县城五洲宾馆专门设立新闻记者接待处，统一安排来响记者食宿。部机关全员发动，并从广电、新闻信息中心等单位共抽调30多人参与新闻宣传协调工作。同时，明确由宣传部四名副部长带队，兵分四路，分头做好事故现场、救治场所、新闻记者接待点以及后勤保障工作。

　　新闻记者在第一时间接待到位。对所有来响采访的记者，一经发现，并确认其身份后，我们一律将其邀请到五洲宾馆安排食宿。每日统计来响媒体记者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报告，并提请指挥部控制事故现场，任何记者未经同意不允许进入采访拍照。同时，要求公安部门每日检查县城和陈家港大小宾馆、旅舍，发现记者入住立即报告。对来响记者，我们一视同仁，当作朋友，真诚相待，生活上关心，工作上配合，只要是合理的要求，都尽量满足，以此赢得他们的理解、配合和支持。新华社记者邓华林因临时有事要回南京，我们立即派专人专车全程陪同。在到达目的地后，仍然与记者进一步沟通，劝阻了他再次来响采访的念头。中央电视台《安全在线》栏目在事发后第三天，派出3名编导摄制人员到响水自行住进响水大酒店，准备进行采访，计划制作警示教育片在中央电视台数字频道播放。我们在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赶到并说服他们住到统一接待点，同时安排5名同志和一部专车跟踪服务。在七天的时间里，我们坚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24小时陪同，先后四次成功劝阻了他们的私自采访活动，最终使他们放弃采访计划。他们回京时，我们还派车专程将他们送到连云港，一直等到其登上火车后才返程。

　　新闻通稿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媒体。在突发事件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一般来说，突发事件发生后的24小时最为关键，在咨询传播如此迅速的今天，拖延时间无异是让更多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因此，我们经过指挥部批准，在事故发生的当天下午5时许，就在事发地陈家港化工集中区管委会会议室向媒体记者提供书面新闻通稿，及时公布爆炸事故的初步情况；28日上午11时左右，在五洲宾馆，召开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公布事故调查的进展情况；29日下午5点半，又在五洲宾馆召开第三次新闻发布会，收到了预期效果，来响记者比较满意。

　　二、坚持“三个结合”，为新闻协调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坚持劝阻与疏导相结合。在事故第一现场，我们派驻的人员和化工集中区抽调的同志一起，昼夜巡逻，严防死守，坚决劝阻记者私自采访。期间，有3 批记者试图翻越联化围墙，深入现场采访，被巡逻组及时发现，当即劝离现场。事故发生当晚6点半，有两批记者刚抵达化工集中区就被发现，也被我们客气地请回五洲宾馆。

　　在县人民医院等救治场所，为了给伤员创造安静的救治环境，我们坚持做到未经批准，确保无记者进入伤员病区进行采访，只要发现新闻记者，就主动上前接洽，认真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并设法统一安排到新闻记者接待点。

　　在劝阻的同时，我们还高度重视疏导工作。坚持每天向事故处理指挥部汇报来访记者接待安排情况，并适时建议通过安排新闻通稿、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将事故处理的进展情况及时提供给新闻记者，主动加强沟通交流。从事故发生到基本平息，我们提请指挥部先后召开了三次新闻发布会，并就事故发生的初步原因、死亡人员身份等问题回答了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记者提问，及时地解答了他们的疑问，收到了较好效果。

　　坚持重点与一般相结合。对所有来响采访媒体，我们既一视同仁，又有所区别，坚持重要媒体重点对待，一般媒体一般对待。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影响大，权威性强，我们在接待陪同中作为重中之重，明确分管部长带一个小组全天候陪同，全程服务，随时掌握他们的采访行动方案。新华社记者邓华林、刘兆权在发了我们提供的新闻通稿后，多次要求去事故现场，并两次强行冲破工作人员的劝阻。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再三斟酌，报指挥部同意，29日上午我们陪同其前往，拍摄并刊发了监测空气和事故车件一角两张照片，客观地报道了事故现场得到妥善处理的情况，多家网站迅速转载，很快形成了主流声音，消除了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等少数媒体记者因受谣言蛊惑而产生的过激行为，最终使大部分记
者服从或配合整个新闻协调工作。

　　坚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工作中，我们一方面集中力量做好记者接待点的新闻协调工作，另一方面以指挥部名义强化化工集中区、县人民医院、殡仪馆、联化科技公司、公安局、安监局、环保局、汽车出租公司等单位的责任，要求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和配合新闻宣传协调工作，密切关注来响采访记者的行踪并及时汇报；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指挥部批准，不得接受采访。11月27日晚，当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强行到县人民医院采访时，医护人员能从大局出发，婉拒其进入病房采访，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立即与县人民医院领导联系，并以治疗需要为由，把记者稳控在伤者病房外。12月5日上午，中央电视台《安全在线》栏目3名记者乘坐文华公司出租车前往陈家港沙荡村采访，并强行要求出租车司机关闭手机。在这种情况下，该司机乘他们不备之际，借用他人电话向公司总部作了报告，为成功劝阻这次采访活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在接待过程中，我们发现对记者实行集中接待有利有弊，利在便于集中稳控，弊在他们易于互相联手，互通信息，给新闻协调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对此，我们采取了集中于分散并举的方法。中国青年报一记者自来响后一直表现出不配合的态度，并多次强烈要求深入事故现场进行采访。11月27日，当我们发现他与新华社记者接触后，采取果断措施，特地将他单独安排到响水希尔顿大酒店，同时明确宣传部一名副部长带领3名工作人员24小时陪同。11月28日凌晨五点时分，该记者想悄悄离开，被我们陪同在酒店大厅的通知发现，及时进行劝阻。

　　三、寻求“三个支持”，为新闻协调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寻求上级领导特别是主管部门领导支持。事故发生后，我们在初步弄清基本情况后，立即向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汇报。分管部长当天从北京回盐城，直接赶到响水，亲自在五洲宾馆坐镇指挥协调工作。市新闻协调小组的有关同志当天下午就赶到事故现场，直接参与指导记者接待协调工作一直到基本结束。网络处的同志及时通报情况，帮助删除不实信息。市委常委、市委戴元湖秘书长多次亲自帮组协调安排新闻发布有关事宜。11月29日，市委常委、宣传部周德祥部长还亲自带领我们专程拜访了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张孙志军，副部长周世康，部务委员刘德海，新闻处长金伟忻、网络处长周锋以及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焦然、常务副总编辑李灿等，一一作了专题汇报。第二天又专门与新华日报、江苏法制报、江苏经济报、江苏网监处等单位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市委宣传部和市新闻协调小组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这次新闻协调工作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寻求媒体后方支持。这次新闻协调工作，我们得到了《中国县域经济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江苏法制报》等多家新闻媒体的真诚关心和理解支持。《江苏法制报》先后来了四批记者，但通过我们做工作，都表示了很大的理解，没有给予报道。《江南时报》盐城记者站的负责同志在听了我们的情况介绍后，表示理解，当晚就撤回记者，并且也没有报道。《中国县域经济报》江苏记者站不但没有派记者前来采访，还主动帮助做好个别兄弟媒体的协调工作。

　　寻求各界朋友支持。特别是响水籍在媒体或相关单位工作的同志，我们连夜同他们取得联系，汇报情况，请求他们疏通关系，帮助采用地方政府提供的新闻通稿，并淡化对此事的报道。国务院新闻办的一位响水籍同志帮助我们找到团中央分管《中国青年报》的书记向总编打招呼，要求淡化处理，不要炒作。射阳县委宣传部长周岚也积极帮助我们做好新华社记者的协调工作。

　　12月4日下午，在参加江苏法制报盐城记者站成立五周年活动时，我们从一新闻媒体朋友处获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准备来响水采访 “11·27”事故。我们高度重视，一方面立即向有关领导汇报，做好应对准备；另一方面迅速弄清报料人姓名、手机号码及其社会背景，通过其工作聘用单位施加压力，同时，我们迅速与报料人取得联系，在灌云与其直接见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求其同央视记者联系，说明报料与事实不符，劝阻其不来采访，从而及时化解了一起可能发生的重大新闻采访事件。
                                             
                                                      中共响水县委宣传部
                                                    　( 2007年12月24日）



“响水经验”的危险信号

　　前不久，《凤凰周刊》一位记者前往青岛采访崂山区山东头村巨额资金贿选一事时，被宣传部门获知，这位年轻的女记者随即接受了宣传部长妙语连珠的"深刻教育"。该部长告诉记者，"媒体要是信任宣传部门，宣传部门也信任媒体，就是和谐社会了"，这就是该部长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至于负面报道，该部长定义如下：“报道前先来找宣传部的，就是正面报道；没有找宣传部的，就是负面报道”。

　　你不得不佩服该部长的理论水平。连中央党校教授、高层智囊们都需要连篇累牍叙述的抽象概念，经他的独特解读，立刻变得鲜活易懂。

　　不过，宣传部长的这些话，究竟只是教育一个无知小记者时信口拈来的段子，登不得大雅之堂。若是面对领导跟下属，相信部长先生还是会收起理论家的身段，正儿八经地戴上眼镜，宣读秘书拟好的枯燥讲稿。

　　但历史和现实一次次告诉我们，永远不要低估基层官员的创造能力和脸皮厚度。

　　2007年的最后几天，在一些媒体人中间，流传着一篇题为《沉着应对突发事件全力做好舆论引导》的文章。文中，中共响水县委宣传部将“11・27事故”(11月27日10时15分，响水县化工园区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数十人死伤)后，响水县举全县之力，对来访记者的软禁、监视、跟踪、贿赂，对线人的威胁、利诱，以及对新闻现场的封锁，总结成“新闻协调工作”的一整套经验。

　　文章所展现的“响水经验”，给尚有良知的媒体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在一次又一次的经验总结背后，基层言论管制部门的成熟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媒体拓展生存空间的速度。为了掩盖事情真相，突出"主流声音"，维护地方官员利益，响水县启动了一套禁止记者采访的应急预案。其组织之严密，安排之周全，手段之丰富，令人叹服。在响水方面强有力的、多管齐下的“新闻接待和协调工作”下，大批前往采访的记者，纵然施展“十八般武艺”，最终无不落入其天罗地网，铩羽而归。

　　我们甚至看到，“防火防盗防记者”，俨然已经演化为“人民战争”。响水县委宣传部在文章中说，“12月5日上午，中央电视台《安全在线》栏目3名记者乘坐文华公司出租车前往陈家港沙荡村采访，并强行要求出租车司机关闭手机。在这种情况下，该司机乘他们不备之际，借用他人电话向公司总部报告，为成功劝阻这次采访活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这个事例使人想起以前小学教科书上的抗日英雄王二小：一个被日本鬼子挟持带路的儿童团员，为了给八路军发信号，不惜牺牲年轻的生命。或许，在响水的官员们看来，这位有"觉悟"而机智的出租车司机，正是王二小的化身；而那3名不"服从或配合整个新闻协调工作"的记者，俨然是进村的日本鬼子，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了。

　　在尚有良知的人看来，响水县的官员们以他们的"响水"经验，书写了中国新闻史的耻辱一页。但言论管制部门自有其逻辑――媒体是需要无条件服从政府的，否则就是不实报道、谣言和炒作，就需要被当作敌人一样对待。

　　在这场敌我战争中，媒体的生存空间正越来越狭窄。“响水经验”，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



干扰舆论监督的咒语

□何三畏
  
    网上流传一个帖子，叫《沉着应对突发事件全力做好舆论引导》，是某地有关部门在一次“重大爆炸事故”后对“新闻协调工作”的总结和汇报材料。这是一篇诚实的官场应用文，句句包含发人深省的信息，十分难得。

    当然，它也有可能是伪托之作。我觉得，一个在有关部门工作或有一线采访经验的人，就可以写得出来，因为它逻辑上服从现实的新闻环境。

    文件写道，“11·27重大爆炸事故”(有4人死亡，50多人受伤)发生后，该部门“迅速启动突发事件新闻宣传工作应急预案”。今日中国仿佛进入了一个“预案时代”，即一切都在“预案”的掌握之中，一旦“事件”发生，它那里就给你“启动预案”，“沉着应对”，立即就化腐朽为神奇，变坏事为好事，天下太平矣。然而，“新闻宣传应急方案”是啥模样，笔者亦从未见过，但看下文表述的“应急步骤”，可以约略窥测几分。

    一曰“接待到位”：一经“发现”记者，一律“邀请”到“预案”设定的宾馆“安排食宿”；“每日统计记者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汇报，并“要求公安部门每日检查县城大小宾馆、旅舍，发现记者入住立即报告”。

    原来，所谓“接待”，就是当事故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灾难和威胁的紧急时刻，把行政权力和武装力量调过头来对付新闻单位，去“发现”、“邀请”和“接待”记者，换句话说，就是违法跟踪，把记者“圈”到一起，限制自由，方为“到位”。

    二曰坚持“三个结合”——“坚持劝阻与疏导相结合”、“坚持重点与一般相结合”、“坚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此“三个结合”或“三个坚持”系具体落实“接待到位”的措施，进一步说明了如何调动公共权力、公共财力和武装力量围堵新闻报道的违法伎俩。计有：在事故第一现场，“昼夜巡逻，严防死守”。“有3批记者试图翻越联化(事故企业简称——引者注)围墙，深入现场采访，被巡逻组及时发现，当即劝离现场”；“24小时陪同……最终使他们放弃采访计划。他们回京时，我们还派车专程将他们送到连云港，一直等到其登上火车后才返程”。“确保”了“无记者进入伤员病区进行采访”，等等。

    三曰寻求“三个支持”：“寻求上级领导特别是主管部门领导支持”、“寻求媒体后方支持”、“寻求各界朋友支持”。

    按笔者的理解，第一个“支持”似乎不用怎么“寻求”即可获得。实际情况或许应该是，上级领导不仅“支持”，而且是具体领导和指挥的，例如，前述的“接待到位”一款所称之“指挥部”，当由上级设立，其指挥权也应该是上级领导特别是主管领导吧。

    第二、三个“支持”，包括动用官场关系，“寻求”来访记者供职的媒体“后方”，釜底抽薪，把记者招回大吉；也包括“连夜”与在媒体工作或相关单位工作的本地籍人士“取得联系”，“疏通关系”。在这个案例中，就有这样一个“关系媒体”：“不但没有派记者前来采访，还主动帮助做好个别兄弟媒体的协调工作”。另外，我要特别提示一下的是，“寻求各界朋友支持”可以是如此惊心动魄的手段：“迅速弄清报料人姓名、手机号码及其社会背景，通过其工作聘用单位施加压力”。呜呼，这就是所谓突发灾害事件中的“新闻应急预案”。

    我可以说，这是公然破坏党的新闻工作，当然也是在挑战现代文明。钻研和摘录这样的文件，真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行文至此，已然无话可说。让我们来听一听另一种声音，它同样来自于官方：去年11月6日，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保障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权利的通知》，两天后，是新中国的记者节，总署又发表了《致全国新闻记者的慰问信》，这两个文件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采访活动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

    试问，如果合法的新闻采访“受法律保护”，那么，这样有预案的、有组织的、公然调集公共财力、政府权力和国家武装进行的“干扰、阻碍”新闻采访的违法行为，又是受什么保护的？如果没有什么保护，有关方面为什么能恬不知耻地把它当作自我表扬的政绩向上级部门汇报？

    来源：南方周末

中国的上访之痛（上）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吉密欧(Jamil Anderlini) 2009-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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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老的永定门城楼上空天刚破晓，就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它的荫影下，在北京老城墙内的一条胡同里。

然而，这一场面一点也不安定。聚集在那里的人来自中国受压迫的底层，他们对地方政府不满，来到首都向中国当代的京官申冤请愿。

当这群人发现一名外国记者后，许多人冲上前，手里挥舞着请愿书，大声诉说着自己的冤屈：“我女儿被害。他们这个案子不破，压着，”来自河南省的上访者严自展（音译）说道。来自山东省的刘中美（音译）称：“镇上计生办主任把我打了。他是找我搞男女关系，我不同意。”

近年来，中国的民众抗议活动急剧增加，而随着经济减速，中国领导人已再三明确表示担忧：社会不稳定现象正日趋严重。但由于缺乏民主，也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在解决群众的不满时，共产党依赖的是有3000年历史的泄压阀——“上访申冤制”。

理论上，这种上访制度让地位最卑微的民众可以直接向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申诉。在现实中，这一古老传统本身已变成一种压制上访人的工具，同时也是过去30年来中国的政治转型相较于其经济发展有多么不完善的一个象征。

北京维权律师、人权活动家许志永说道：“今天的上访体制和一千年前的中国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三个关系，皇帝、官员、冤民（上访者）。皇帝他的确也希望解决一些问题，也维护他这样一个政权。但是官员他有官员的利益。”与中国许多维权人士一样，他认为信访制度已经破裂，需要废止。

在古代，一位冤民如果能设法来到京城，就可以在朝堂外击鼓鸣冤，以引起皇帝或大臣的注意。如今，现代交通和社会剧变带来的大量冤屈已经使信访制度无法承受，政府把更多精力用在劝阻人们上访，而不是解决老百姓的问题。

中国各地各级政府均设有信访办公室(Offices of Letters and Calls)受理上访事宜，是中国公民投诉政府官员所犯罪行或不当行为的唯一合法渠道。位于永定门城楼荫影中的国家信访局，是中国级别最高的此类机构。

上访者很快便会注意到一些身材魁梧的男人——他们身着便衣、监视着不满的上访人群。他们被称作截访人，是省级政府派来的政府官员或警察，有时候不过是雇来的恶棍，目的是在上访者在首都挑起事端之前，将他们遣送回去。许志永表示：“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暴力冲突，有的时候拦截上访者。这是一个地狱般的胡同；那么多让人简直不敢相信的那种赤裸裸的野蛮，那种残暴。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中国社会病的一个集中反映。”

许多上访者带来的是地方官员不能或不愿解决的、相对次要的商业纠纷。在另一端，则是控诉政府官员和警察实施谋杀、拷打和强奸。许多人公开声明自己热爱共产党的领导人，并表示，只要他们的冤屈能够被听到，仁慈的当代君主就会惩罚压迫他们的人。

“我相信党政府应该给老百姓能够做主，不然我也不会到这儿来的，”43岁的农民赵广军（音译）说道。他来自河北省，进京来反映当地干部私分农民的土地，当村民表示抗议时，村干部就雇来歹徒毒打村民。

但极少有上访者会从信访办那里找到解决办法，大多数人的境遇只会更悲惨。最新官方数据显示，2005年记录在案的上访多达1270万起，但“一些官方调查显示，只有不到1%的上访者得到满意的结果，”纽约大学教授、中国法专家孔杰荣(Jerome Cohen)表示。“人们四处碰壁，没有任何补救办法，增加了他们的不满和挫折感；政府官员每个人都在推诿责任，从自己的部门推到其他部门。”

中国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和奖金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己辖区的上访人数，为他们提供了阻止冤情诉达中央政府的强大动力。中央政府自身对这一制度态度也很矛盾，一方面将其标榜为中国“大众民主”的基本元素，另一方面又害怕来到首都的大量上访者会直接造反。事实上，截访人的行为根本就得到了中国各级政府和警方的姑息，甚至通常还为他们提供便利。

(待续)

中国的上访之痛（下）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吉密欧(Jamil Anderlini) 2009-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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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奥运会筹备期间，北京向地方政府下达了命令，要求阻止上访者进京，“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创造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尽管这条下达自公安部的命令的确提到，信访制度应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官员们必须“文明”行事，但其重点却是阻止上访者扰乱奥运盛会。这为地方官员带来了加大拦截力度的压力。人权组织称，奥运期间的压制活动和非法拘留均有所上升。

在为期数月的采访期间，英国《金融时报》听到了许多事例，目睹了几起信访办公室官员或北京警方与截访人串通、帮助拘留或绑架上访者的案例。当截访人在信访办外认出来自本地区的上访者后，就会接近他们，试着说服他们悄悄回家，就好像他们的冤屈能够在本地得到“解决”。

一些上访者得到了迅速解决问题的承诺，另一些则主动离开，希望能够得到回家的路费或是在京期间能有地方住。拒绝跟随截访人离开的人通常会被强行带走。他们常常会被带到“黑监狱”——类似私牢的拘留中心。许志永表示：“‘黑监狱'是指地方政府办的非法拘禁上访者的地方。我们称它为‘黑监狱'，第一是因为它像监狱，它是政府办的，它确实限制人身自由。第二，说它‘黑'是因为它不是正规的，它没有任何的正规合法手续，所以它是非法拘禁的行为。”

这种设施在中国各地都存在，但在北京尤其严重。它们通常不过是小旅馆里的几个房间或是没有人用的仓库。一旦被拘禁，上访者可能要接受“思想改造”和“再教育”，其手段从威逼利诱到逼供殴打，再到赤裸裸的拷打等，不一而足。上个月，在联合国对中国人权记录进行四年一度的审议时，中国政府在递交的文件中断然否认存在黑监狱或随意拘禁现象，大赦国际等其它国际人权组织称中国这是在掩盖事实。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高级官员宋寒松在日内瓦向联合国审议会议表示：“法律明令禁止私设羁押场所，不存在所谓的黑狱。拘留所管理办法等法规还明确规定，严禁打骂、体罚和侮辱被拘留和被监管人员。”

但是在本文的调查过程中，英国《金融时报》访问了北京的数家黑监狱，与里面拘禁的数十名上访者进行了交谈，并采访了几位对自己的行为坦言不讳的截访人。北京警方带走的上访者通常被送到市里的大型“接济服务中心”。这些中心本应是无家可归者的收容站，如今却成了截访人的交换站。他们坐着挂有本省牌照的汽车来到这里，带着来自本地区的上访者离开。

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就是这样的一座拘留中心，坐落于永定门信访办公室附近，相当便利。该中心的门卫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心内有时拘留着数千人，其中大多数都是上访者。

3月5日，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开幕。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进京请愿的高峰期。那个星期，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大门前挤满了数以百计的截访人，等着接走上访者。“有时候，上访的人太多了，（北京警方）得用大巴把他们送来，”马家楼外的一位保安指着刚离开中心的空巴士说道。“截访人得知有他们那个地方来的人，就会来接他们；如果上访者不愿意走，就会挨打，有时候骨头都给打断了。”

这些“救济中心”在一个法律的灰色区域运作，介于正式的拘留所和黑监狱之间。他们是4年前废除的收容遣送体制的残余，在那种体制下，城市警方可以拘留任何没有居住证的人，把他们遣送回原籍。

遭到拦截的上访者通常只会在北京被拘留几天，就被送回家——他们回去后将面对的正是他们指控有犯罪和渎职行为的人。如果他们拒绝放弃上访，常常会被非法拘留数月，遭到殴打、拷问或送去“劳教”，最多可达三年，原因就是敢于败坏政府官员的名声。

就连官方媒体最近也报道了若干地方政府官员将健康的上访者非法关进精神病院，以阻止他们到首都上访的案件。“当前中国司法体系最头疼的问题之一是，警方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是未经许可的——而且他们还会利用一些只是临时雇佣的非警务人员协助他们的行动，”孔杰荣表示。

许多上访者尝试几次之后便放弃了——一旦他们了解到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恐怖下场。但也有人会坚持数十年，在为他们上访过程中遭遇的殴打和折磨寻求公道时，甚至常常忘记了他们最初的诉愿。

像许志永这样勇于讨论政治的维权人士表示，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结构是信访制度受到如此扭曲的主要原因。他说：“各个地方、各个权力部门不对下负责，不对人民负责，只对上负责。他们并不太在乎人民真正遭遇了什么，人民寻求公正他也不愿意提供。他只在乎上面的领导给他的命令。”

鉴于立即进行政治改革不太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随着中国经济减速、更多人失业，信访制度面临的压力只会有增无减。“即使是在过去10年的经济繁荣期，中国也发生了数目惊人的公众抗议事件；如今中国面临不好的年景，意味着公众抗议事件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孔杰荣表示。“毫无疑问，中国的法律和信访体系将进入一段相当程度的危机时期。”

译者/何黎

请点击此处观看吉密欧发回的视频报道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当经济危机带来的一丝隐忧弥漫在心头，当寒风吹动落叶而雪的消息从北方传来，在这新年的第一天，请让我们倾听一个久远的声音。十年前的今天，本报发表了1999年新年献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今天，当南方周末致力于新闻专业主义之路时，这句标题仍是我们精神的圭臬，我们勉力继承其志，并视之为伟大的传统。中国已经度过了激流般的十年，多少繁华事，已付笑谈中，可是这句箴言仍然在每一个新年来临之时嗡然回响。
    因此，在今天，让我们在这最单纯和美好的精神传统中相逢，让我们在自己的内心中汲取力量，寻找最热诚的信念。让我们继续前行，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
    这就是为什么在汶川地震发生之时，无论我们身在现场，还是在千里之外，都曾感受到举国一致的悲伤；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时，无论我们是中产阶层，还是贫寒之家，都曾体会过壮美场景带来的欣喜；在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发生之时，无论我们为人父母，还是尚无子嗣，都曾拍案而起，怒不可遏。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整体，我们休戚与共，须臾不曾分离。这是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因为扪心自问之时，我们发现自己对人的爱无可置疑，对国家的爱无可置疑。
    当我们扪心自问之时，我们心中对这个国家深挚的爱已经给了该如何行事的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只赞美国家的进步，也批评它的不尽完美；为什么像捧着烛火一样捧着“真相”，在群论汹汹之际也坚持独立的立场；为什么若我们只能发出荧荧之光，也有崇高之意。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在今天买下这份报纸，而它没有提供可供获利的消息甚至也不提供什么消遣。
    这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爱国者。经历了地震的悲痛，经历了奥运的盛况，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已经成年。当我们在这新年的这份新闻纸上相逢，我们已是社会的中坚。
    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回想，30年前，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羊肠小道上，我们的父辈荜路蓝缕，何其艰辛。他们经历了多么复杂的年代，走过了多么长的路。今天，他们结束了对国家的使命，头发斑白，回想着自己与同辈如何开创了这个世界。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比过去更好的世界，我们可曾想过他们有权利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否有一天当他们追问我们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推卸责任，不负历史的托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犬儒，不能抱怨“那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寻找最热诚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望向历史深处，回忆这个国家在一百多年来的兜兜转转。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中坚。
    越是望向历史深处，我们就越是坚定。是的，我们要毫不游移地支持那些人类共同的价值。我们支持进步、民主、自由、人权，支持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我们可曾忆起，一百多年前，先贤们发现故步自封于本国文化已不足以救亡图存，因此埋藏了心中痛苦，远渡重洋，以寻求国家振兴之道？因此西风东渐，建兵工厂以御外侮，建学校以期未来，建报馆以开民智，因此德先生、赛先生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了复兴之光。在这漫长历史的此端，我们可曾想过这个国家的希望从何而来？我们可曾想过，如何延续这希望，以不误国家和人民的前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让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公正博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超越集团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继续深化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公正、公平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无论发生什么；为什么国富民穷的趋势需要彻底扭转，无论要做多么繁复的工作。
    一切都因为，历史的接力棒已经在我们手中。我们是社会的中坚，不是因为我们身在高位，不是因为我们资金丰足，不是因为我们聪明绝顶，不，我们甚至并不比任何一代中国人优秀，只是我们有此机会。我们有一个机会把中国变得更好，我们有一个责任把中国变得更好。我们不能彼此耳语，而要朗声合唱，这歌声要求着国家与人的共同幸福，从一百多年前而来，回荡今时今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自己的使命，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真相，不能坠入一个失真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述自己对国家的爱时，可以平静、深邃和坚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凌空虚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现实主义者，求应然之事。
    因为在这个大陆上，太平洋以西，当新年的熹微曙光笼罩大地之时，我们要对这个国家负责。当我们看到它辽阔的天空，看到天空下一条条曾被地震折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山岭和阡陌纵横的土地，繁华都市和出产古老谷物的土地，以及在这个国家中来来往往的沉浸在梦幻中的人们；当我们的孩子将出生，在夜色中发出柔弱却嘹亮的哭泣声；我们会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信念更为珍贵，也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有如此之多的困难，有如此之多的希望。

邓小平：强调权威的改革家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海鹏 发自北京 2008-12-18 08:18:51 来源:南方周末